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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在人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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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兄长  

2017-09-06 05:54:0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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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思兄长

——我的电子职业启蒙人


涞源归来,在返长的高铁上,用带去的笔记本敲出一段文字,悼念逝去的老兄。回家后本想尽快完成,琐事耽搁,一拖数月还没写完。暂且先发上来,以后再作补充。

 

日前,接到侄女报丧电话,父亲因病骤逝。如晴天霹雳,我与老弟相约,分别从长沙与上海出发,前往河北吊唁。有高铁还是快捷,上午出发,两人到北京会合转车,当天晚上到涞源。

北京到山西运城的列车,还是以前那种绿皮车,一路咣当咣当晃悠,两百多公里走了四个小时。涞源火车站,也还是七十年代小站的那种格局,狭窄的站台高低不平。侄女婿是铁路职工,侄女和侄女婿进入站内来接站。在站台就看到他们等在天桥上,那是出站的唯一通道。火车站到老兄家里并不远,也有公交车,但他们还是开了台小车来接两位叔叔。私家车的普及,小县城倒是不输大城市,路上的车大部分都是轿车。现在实际上还是县城私家车更实用,不似大城市这般空间拥挤,没有争抢停车位的麻烦事,也没有动辄就是停车收费的多余费用。

走进老兄家的院门,半年前弟兄俩还在这儿话别,约定今年暑假女儿陪他回一趟老家,今日却已是阴阳两隔。院子里搭了一个灵堂,遗像上老兄仍是他那自信的微笑,人却躺在了后面冰凉的灵柩之中。到家里慰问嫂子节哀顺变后,在胡同里的一家旅店住下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,这胡同是北方小城常见的民居格局,清一色的单家独院小平房,总共也就十几户人家。老兄家的院子是最后一家,院门朝南,前面还有一大片空地,大约两三亩。胡同里的人家,各自在那片土地上种了些庄稼蔬菜,老兄播下的玉米已长出半尺高的青苗。院子里栽着各种果树,还有花卉与蔬菜,郁郁葱葱。有这么优越的养老环境,我们的老兄,你真不该这么早就撒手人寰。

在涿州的大姐也由孩子们陪着赶过来,担心路上太悲伤,孩子们瞒着她说来看看大舅。看到两个弟弟戴着孝帽,大姐虽然伤感,但并没显出惊愕的表情,人老了可能在这方面都有点预感。大姐的孩子们是老兄看着长大的,与大舅感情深厚。分别从涿州、保定,还有一位从浙江赶过来,与大舅送行。

当天按当地习俗祭奠,请了专业班子,白天是一位司仪与三位唢呐乐手。在鞭炮声与唢呐呜咽声中,亲友们依次在灵前祭拜烧纸钱。同辈合十鞠躬,晚辈叩拜,侄女侄女婿带着孩子回拜。晚上,大概是传统的悼念仪式,奏乐仍是三支唢呐,在司仪的指挥下,两个节目轮番上演。一个节目是上供,唢呐吹奏秧歌调,三位丑角捧着供品扭动腰肢奉上供桌;司仪拖长腔调报出戏曲后,丑角退场,三位女士轮流唱戏,大概是河北梆子,听不太懂。

虽是小城,丧葬仪式也与时俱进,十点多钟就结束,还不算扰民。

我们到后的第三天落土下葬,按当地风俗,实际上是去世的第五天。当地风俗,女眷不上山,送葬清一色的男人,我和老弟参加陪送。开车送到墓地,一路上看到路边还有棺材店,看来涞源还没实行强制火葬。大概也算是因地制宜,人少荒山多,出售墓地也属土地经济的一部分。老兄的最后归宿,选址在县城西南的一处山坡上,听说从家里过去的路程是十多华里。

到达墓地,事先已测好方位算出吉时,时辰将到,司仪宣布即刻落土。陪老兄走完人生最后一程,看着灵柩落入墓穴,一铲铲黄土渐渐淹没,悲从心来。我的兄长,离乡五十余年,走完他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,将自己的五尺之躯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。

 

我和老兄都出生在湘南的一个小县城,我的父母是在抗战时期组成的家庭。当时,母亲在由省城疏散到那儿的“国企”当文员,结识在当地经商的父亲,尔后成为一家人。五十年代初,母亲想返回家乡,在省城联系到接收单位,回到长沙。父亲也随之来长沙,找到合作伙伴开了个贸易联社,仍旧当他的生意人。1952年,幼年的我和二姐,随父母来省城长沙定居。

几年后,老兄在老家读完小学来到长沙,考入长沙市九中。大姐担心县城教学水平欠缺,先报了个补习班,准备来年报考高中。五十年代的中学生,可能比现在的大学生还牛气。读补习班的时候,大姐看到从北方过来的军工厂招工,随便报了个名就被录取。于是,大姐中断补习班的学习,十几岁就去北方参加了工作,现在已在异乡生活了六十多年。

老兄来长沙后,从小县城来到了省会城市,大量的新事物刺激了他的求知欲。他对当时的高科技——无线电产生浓厚的兴趣,成为共和国最初的无线电爱好者之一。我是在老兄的无线电爱好熏陶中长大的,还没上学,就守在旁边看他装配矿石收音机。最初,老兄的收音机装配,是用一支火烙铁完成。那时的煤火灶,封火后留有一个小孔,烙铁就放在那个小火头上烧热。

到了装配电子管收音机的时候,老兄用的是一支硕大的75W电烙铁。老兄离家去外地工作时,那支硕大的电烙铁他带走了。这时我也迷上了装收音机,缠着母亲索要,又买了一支25W的保久牌电烙铁。那时候买的电烙铁都是外热式,内热式电烙铁到七十年代才开始流行。那支火烙铁,移交到我手上就很少再用,虽然没怎么用,但一直也没扔掉。那上面印着童年的记忆,看到它就浮现出当年的情景。

童年的记忆中,与老兄有关的,往往也就是与收音机有联系的事。还记得,他在饭碗里用火柴杆搭个井字,将他那付耳机卸一只放在上面。我和二姐一人凑一只耳朵在碗边听广播,那个时候我还没读书。进小学以后,那时的学生课外作业不多,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热闹,看老兄装他的收音机。当他爬上树梢登上屋顶安装天线之时,我自然也是最忠实的跟屁虫,总想帮他做点什么。但这样的机会几乎为零,常常都是只有仰起头来看热闹的份,顶多能帮着拿点无关紧要的东西。

 

渐渐地,在老兄的支持下,我也开始装配简单的矿石收音机。去年,小学班主任从外地回长沙省亲,我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。班主任听到我自我介绍后,马上就说,还记得,那时候你喜欢玩矿石收音机。年近八旬的班主任,我装的矿石机做了个什么样的外壳,居然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待到老兄离家去外地工作时,我接收了他留下的一大批器材,包括他自制的万用表与一台已经装好的直流五灯收音机。那台收音机在我的手里没用几天,那块67.5V的乙电池用完了也就偃旗息鼓,还是小学生的我买不起那昂贵的电池。尝试过用市电解决那台直流机的供电,用的是无线电杂志上看到的“超音频振荡解决直流机灯丝供电”电路。还记得,找家住汽电厂的同学要来报废的点火线圈,铁芯与漆包线都有了,这主意当然也是文章介绍的。那时候年龄小,搞不懂电路原理,依样画葫芦,装配完成,调试不成功就卡了壳。后来,我利用直流机的2P2试着装了一台低乙电单管机,效果还不错,那是我仅有的一次直流电子管收音机装配。

老兄在那时候的无线电爱好者中,算得上是位弄潮儿,始终紧跟新潮。进入六十年代,他又迷上了半导体收音机。之所以第一次离家时连那台直流机都甩在家里,是因为他又有了新的爱好。第二次离家,老兄远去山西,临走时给我两个半导体三极管,一个高频管П401与一个低频管П6Г。这时我已经读中学,开始用这两个三极管尝试装配半导体收音机。他给我那两个三极管时,告诫我要养成认真细心的好习惯,并告知,两个三极管的价值十几块钱,别冒冒失失损坏。那时候的寄宿生,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九块钱,两个三极管的价值可以吃一个半月。怪不得那时的三极管重点保护,常常可以看到,三个管脚套上塑料套管扎在一起,谨防从根部折断。那是两个真正的宝贝,最初,从单管机到用扬声器的多管机的装配,都用上了这两个三极管。苏式三极管的缺点是笨拙,到后来用袖珍机壳装超外差式收音机之时,这两个三极管终于被淘汰。但也没舍得扔,几十年来,这两个草帽管一直都陪伴着我。

有了老兄给我创造的这些条件,时间长了,我也逐渐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无线电爱好者。

我和老兄的职业都与自己的业余爱好有关,老兄退休时是县广播电视局的高级技师,我也在长沙的一个电子类学校工作到退休。可以这么说,没有老兄的熏陶就没有我日后的职业。我们单位创建之初,缺乏技术人员,老同学推荐,我从一个集体小厂借调过来。经过试用考察,圆满完成承担的技术开发项目之后,才转为正式编制。

 

老兄一生坎坷,学生时期是他一生中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,业余科技活动的辅导,强于以后的任何时期。那时的单位与职工都比较淳朴,做事不受功利驱使,没有现在这么重的铜臭味。那时候长沙有个湖南省广播电台服务部,出售无线电零件,技术人员还义务兼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辅导。读小学的时候,我就经常看到服务部寄给老兄的辅导信函。他那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生龙,大概是取自生龙活虎,比较自负。看到过服务部发来的回函,那上面写的是生龙同志收。接触矿石收音机不久,老兄的兴趣升级,开始装配直流电子管收音机。这段时期,有疑问就写信向广播电台求助,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也有求必应,回函热心指导。

读高中时,学校成立勤工俭学电器维修组,老兄是当然的人选。那段时间,他又掌握了强电技能,学会电气安装,还学会了电机修理。虽然现在的电器维修是夕阳行业,但在五十年代,不用说无线电,当了个电工就算得上人才。会装灯布线就已是牛皮哄哄,还会修电机装收音机,那简直就是神人!

五十年代玩无线电是个奢侈的爱好,幸亏我们的父母在这方面很开明,从生活费中挤出资金支持了我们的爱好。最初,老兄用父母的钱买器材,到后来,老兄可以赚到钱了,他的爱好自然就更上一层楼。老兄以电工技能支撑无线电爱好,他用电工安装维修获取的报酬添置无线电器材。勤工俭学,老兄的第一个电工师傅,是被赶下讲台的一位右派老师。学到电工技能,是老兄日后的谋生之道,但是,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,也与掌握这些技能有间接联系。

我们当时住在母亲单位的宿舍,知道老兄有这些本领,单位上电器出了问题,自然有人会想到就近喊他这位家属帮忙解决。我看到过他帮食堂搞“技术革新”,用火烙铁焊一个称之为强化器的物件,好像是用于锅炉蒸汽加热食品。最初的帮忙是兴趣使然,只尽义务不取报酬,后来达成默契,维修完成后,可以买一部分自己需要的器材以材料费的名义予以报销。以购器材取代报酬,单位耗费的金额,也比专业维修人员收费便宜得多。本来是一件各得其所的双赢合作,单位节省了钱,老兄也赚得一些无线电器材。

总有一些龌龊小人,自己不会做眼红别人。一次电机维修,由于重嵌绕组,维修材料费用较高,有人认为他赚大钱,向学校举报他“搞自发”。那是个极左的年代,搞资本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,有人举报学校不敢怠慢,老兄受了处分。这是老兄人生中受到的第一个打击,但这个还不算什么,过后的另外几次变故,造成的创伤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 

母亲有个很好的职业,在省属科研性质的事业单位,从事文秘方面的工作。幸亏参加和平解放得以留用委任的大舅及时伸以援手,给母亲联系了这个单位,否则我们的家可能就留在了那个小县城。世事无常,短短数年几个运动,大舅他们那批留用人员就被逐渐取代,当了过河拆桥的牺牲品。父亲最初与人合伙做生意,发挥他熟悉县城货源的优势,搞了个日杂土产贸易联社。联社被公私合营后,进入市贸易公司工作,属资方人员。父亲的职务是业务员,常年在省内偏僻山区采购各种日杂用品,一年到头,在家里的时间累加不到一个月。

大舅算得上是位传奇人物,但实际上只是辉煌了前半生,后来的几十年默默无闻。由于是长沙头牌名医的得意门生,三十年代长沙创办湖南国医学校时,还是毛头小伙子的大舅就当上了教职员工。国医学校是湖南名老中医的摇篮,当年的学生不少成为了日后的名老中医。从当年的一份资料中看到,在国医学校的教师名单中分别有大舅与母亲的名字,母亲也随大舅一起学过医。大舅本来是想开业行医的,由于兵荒马乱,在朋友的劝阻下打消了这个主意。也是由于朋友的推荐,大舅又到湖南机械厂当上了白领,这才有了撤退到祁阳的这一段后话。湖南机械厂是当时国民政府的“国企”,厂长是留洋回国的洋博士,听母亲说过,两口子的国语都讲得不是十分利索。大舅是那个时代的能人志士,到机械厂以后当上高层管理人员,成为洋博士厂长的左右手。

光复以后,大舅回到长沙,凭着国医学校的那一段资历,供职湖南省卫生处,当上了当时的政府官员。湖南省卫生处,当时潜伏了不少地下党,在后来看到的一些地下党员的回忆中,戏称为共产党的卫生处。大舅在卫生处的几年职业生涯中,结识了包括地下党湖南省委书记在内的一批共产党人,自然也就成为促成长沙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士。共和国成立后,建制改为省卫生厅,大舅被委任为省厅秘书,那时候这职务是个正处级职位。由于国共政权和平交接,新政权接收了大量国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大舅在两届政府的卫生系统中承袭任职,再加上国医学校的任教,很多医务人才是通过他的引荐获得新的岗位。

大舅是家里的长子,母亲是老二,从小就跟着哥哥读书学习。外祖父应该是位开明人士,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见识已属罕见。幸亏有了这份文化与专业的功底,母亲年轻时就随着大舅谋职自食其力;成家以后,还被尊称为省城来的大夫先生出诊行医;从祁阳返回长沙后,又能顺利找到称心的工作单位。这一切虽然有大舅的帮衬,但是,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再有人引荐也是不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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